电竞唯有进入奥运会才能“洗白”吗？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时间：2023-08-02点击：

近来的这段日子，体育氛围愈发浓厚。成都大运会、福冈游泳世锦赛、女足世界杯三大赛事同期举行，体育迷们打开电视与手机后还得费心去思考自己该翻哪项赛事的“牌子”，这种幸福的烦恼，实在难得。

同样热闹的，还有电子竞技。6月22日，国际奥委会牵头组织的奥林匹克电竞周于新加坡正式打响；一周之后的6月30日，由欧洲奥委会组织的电竞锦标赛与欧运会同期落地波兰；再加上9月底杭州亚运会上的电竞项目与10月初的泛美电竞锦标赛，我们完全有理由说，2023是电子竞技正式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一年。

自此之后，当我们再谈起“电竞入奥”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关心的不再是能否加入奥林匹克，而是进入奥运会。

现如今，杭州亚运会电竞项目的比赛日程已然公布，巴黎奥运会也正式进入最后一周年的倒计时。此情此景，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自然便又回到嘴边，“电子竞技和奥运会之间，究竟还差几步？”这次我们主要从电竞侧来聊聊与奥运会之间的距离，至于奥运一侧日后有机会另开一篇细聊。

滤镜背后的真实认知

就目前而言，在入奥这件事上，电竞毫无疑问地是更加主动的一方。原因无他，在与传统体育融合的道路上，进入奥运会就是它的最终诉求。个中意义，丝毫不亚于2001年加入WTO之于中国经济。

奥运会能为电竞创造的直接经济利益虽不算多，但现代奥运这个百年IP的信用背书所能创造的间接经济效应却是巨大的。对于电竞而言，它需要一个能够真正进入主流社会的契机，而奥运则是电竞在摸索过程中所找到的，能够最快解题的公式。

这两三年来，诸如“电竞正在进入主流视野”这般的宣传口径愈发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报道之中。但平心而论，即便时至今日，进入主流这事依旧任重而道远。它的实现与否，单靠几家传统媒体动动嘴皮子与笔杆子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的是大众在认知上的彻底改变，就如同《盗梦空间》中小李子对基里安·墨菲所做的那般。

然而离开滤镜之后，人们实际对电竞的认知又是什么呢？举个真实发生在身边的例子，打球时同龄的球友会试探性地问我这工作是否属于游戏行业；年长些许的更是与我发起牢骚，“与电竞相比，麻将都比它更适合入亚”；有些同事的父母根本不了解子女的工作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他做的是个什么行当，反正只要合法，他能养活他自己就成”。

在媒体们单方面的呼吁之下，真实摆在众人眼前的，是游戏与电竞的概念不分，是少数人基于电子游戏所产生的厌屋及乌，是多数利益不相干者的漠视与无所谓。在为自己正名这件事上，电竞依旧任重而道远。

自由与“土豆”

奥运之于电竞，是解药，更是捷径。在这个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时代，抱紧奥运这根大腿，显然是电竞彰显自身正向价值的最简途径。

近两三年来，随着电竞入亚，电竞行业在规范化与标准化上的欠缺逐渐显露出来。缺乏具备公信力的机构进行监管，是行业目前的一大弊端，也是制约行业进一步发展的一大掣肘。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在宏观层面进行资源调控与分配，单靠行业内企业自行运转，这注定只会走入窄小的死胡同之中。关于这一点，19世纪中叶所发生的爱尔兰大饥荒正是一个绝佳的佐证。

1845年，爱尔兰因土豆晚疫病菌爆发导致土豆大面积歉收。彼时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主张自由经济主义理论，自诩为亚当·斯密的学生，他认为爱尔兰饥荒所造成的粮食需求会由私企通过交易来弥补，而农民也会为了谋生而转行成为工人从而带动爱尔兰进行产业转型。但现实却与预想大相径庭，爱尔兰从事进口的商人数量远低于从事出口的商人。于是，一副极为矛盾的景象便发生了：饥荒发生期间，一艘搜装满小麦与燕麦的船不断驶离爱尔兰港，当地的农民却因粮食歉收与得不到政府救助而不得不等死。

据统计，从1845年底到1846年2月，共有701万英担大麦与100万英担燕麦从爱尔兰运往英国，且后续始终保持着这样的输送频率。而从1846年到1851年短短五年时间，爱尔兰总人口因饥荒、瘟疫与移民从850万锐减至655万人，净减少约200万人。

爱尔兰的惨剧证明了自由经济主义理论的弊端，1848年1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演讲中更是犀利地指出了这套理论的本质，“自由贸易就是资本的自由。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人在对待另一个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而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

差生意与好价值

相较之下，缺乏对口的法律法规与监管机构的电竞行业何尝不是自由经济主义下的又一产物。回顾电竞过去发展的二十年里，头十年是游戏产业的附庸，以电脑外设厂商营销手段的形式存活于世；后十年则由游戏版权商主导，行业发展重心以厂商利益为第一优先级。

这种以个别企业盈利为重的行业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多是短暂的虚假繁荣。过去十年，电竞赛事的发展理念大多借鉴于市面上已取得一定声量的体育商业赛事，行业整体也在这样的沉淀过程中逐渐成长为以赛事为核心，以曝光为亮点的文娱类行业。整个行业好似一个庞大的流量池，赛事独占（流量）七斗，战队与俱乐部再占两斗，自媒体创作者与媒体共分一斗。

这种流量分配模式所带来的，便是以PGC为引、UGC为主的内容生态。这样生态局面引发了两个后果，一是电竞媒体的式微。在过往的传媒生态中，媒体往往以PGC的身份自处，把持着信息输出上的话语权。但在现如今的电竞生态中，电竞媒体多数只是在扮演内容的分发者，毫无影响力可言。他们能做的只是利用自身的专业内容制作能力，替受众说出心里想说但不知该如何描述的想法，为受众提供一个更加“高级”的情绪输出口。

高级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受众的审美风向一直在变。所谓的高级，到头来也只是一时的。怀石料理再好看再好吃，终究还是不如街边的黄焖鸡与猪脚饭顶饱。在内容需求转向原始化之后，电竞媒体在行业内的定位变得更加边缘化。

边缘化首先便体现在商业层面。在现有的行业生态下，绝大多数的从业机构都是在卖流量，只是多与少的区别。作为分发者的电竞媒体，在外部品牌的营销框架中优先级大多都是靠后的，预算也基本上是偏少的。而随着逐年通胀所带来的，是运营成本的不断上升。如果将电竞媒体比喻成一种动物，那么我首先想到的会是鳄鱼鸟。那是一种以鳄鱼牙齿间腐肉为食的小鸟，主打的就是一手拾人牙慧。

以上所述并非是耸人听闻，如果有关注过电竞媒体招聘公告的大多都知道，这些年来媒体们的招聘要求一直在放低。以前还能招全职，现在一发公告多半都是在招实习生。在工作职责一栏上，第一条还明晃晃地写着“负责赛事现场采访”。扪心自问，让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去做采访，问出能挖掘选手IP潜质或给赛事品牌带来增益的问题，这件事的概率会是多少？

这种现状既反映了电竞媒体在成本把控上的精打细算，也从侧面佐证了电竞行业的内容生态现状。这便是刚所提到的第二个后果，在电竞这一亩三分地上，用户需求高于行业价值。

用户想要好看的内容，那我们就努力钻研赛事直转播制作技术；用户想要在沉闷的工作与学习之余找到情绪的宣泄口，那我们就对赛事直播时那些充满戾气与攻击意味的弹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用户想要找点乐子，养养电子宠物，那我们就任由涉赌入狱的电竞主播出狱后继续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谁说劣迹艺人不能复出，那位名字十分霸气的四字主播不正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这种对观众的一味宠溺，所造成的便是行业正向价值的挖掘难度甚至高于上五天揽月。凡事皆有因果，用户需求的被满足可以给厂商收获好看的数据，从而在招商时能拿出更具说服力的凭证，但这本质上只是在将短期经营风险置换为长期风险。原因很简单，用户自己是不会主动成长的。就像亨利·福特所说的，“在汽车出现以前，如果我们去问顾客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只会想要一匹更快的马”。

在电竞的第二个十年，它通过屈服于人性从而得到流量，进而收获经济上的巨大回报。而在第三个十年拉开帷幕之际，人性这种庞大且不可控的力量也正在将这个行业置于等量的风险之中。电竞对于亚运与奥运这类综合性运动会的渴望，象征着数字时代下竞技一词定义边界拓宽，与此同时，这何尝又不是一个年轻的行业对主流老大哥所发出的求救信号。

在国内，我们诚然需要承认在2011年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时代与随后2017年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时代到来对当代用户获取信息方式的颠覆。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清楚地意识到，整个社会的晋升机制与前进方向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时至今日，媒体的市场价值也许正在降低，但它的社会价值却从未衰减。可惜的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人终归只是少数。不然的话，纽约时报也不会亲手关闭它有着百年历史、曾诞生过多位普利策奖的体育部。

最后，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在电竞入奥这件事上，我想“和而不同”是发生概率最大的一种可能。通俗地说就是，从商业角度出发，成立一个“国际电联”，组织一场“电竞世界杯”的概率远远要比电竞进入奥运会来得高。因为这样做是顺应人性，而非克服人性。毕竟假如人性中的那些原始弊端如果真那么好解决，那人类文明早都进化到下一个维度了，哪儿还有我在这叭叭的份。

来源：体坛经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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