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遇到严峻挑战。本文探讨了疫情对我国外贸影响的四个阶段,认为由于近年来外贸形势、劳动力成本、产业结构等已发生明显变化,此次疫情对我国外贸影响也不同于非典时期。本文论述了什么是我国外贸的基本盘,并针对稳固外贸基本盘提出了政策建议。
对外贸易作为国民经济“三驾马车”之一,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在不同阶段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前几年一直致力于积极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而2018年和2019年外贸发展的侧重点则是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2020年以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遇到严峻挑战,特别是疫情在全球扩散速度加快的形势下,稳外贸的难度远超预期。此时此刻,这就是我国外贸运行所不得不面对的基本面。
疫情对外贸影响的四个阶段
最新海关统计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57万亿元人民币,比2019年同期下降6.4%。其中,出口3.33万亿元,下降11.4%;进口3.24万亿元,下降0.7%。不难看出,在抗击疫情压力的基本面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盘面虽然并不十分好看,但也没有理由就此失去信心。相比之下,2020年前两个月我国外贸下降幅度更大,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12万亿元人民币,比2019年同期下降9.6%。其中,出口2.04万亿元,下降15.9%;进口2.08万亿元,下降2.4%。
自从2001年中国入世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时间,中国已经成长为当今世界上的贸易大国,而且还在努力朝着贸易强国的方向迈进,可以说是来之不易,是实实在在地干出来的。与前些年相比,2020年以来的外贸数据肯定不尽如人意,但也不能说我国外贸发展势头被这场疫情所毁灭。越是在稳外贸难度加大的时刻,越是要稳住阵脚,不能陷入认识误区。从上述数据来看,外贸下降的速度比国际金融危机时还算“温和”,说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根基还在。
客观来看,疫情变化对我国对外贸易运行所产生的影响至少在2020年内要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影响轻微。众所周知,国内疫情的扩散与升级是1月中下旬发生的事情,而这之前的外贸基本上是按照原有轨迹运行。1月末,虽然疫情升级,甚至导致武汉封城,但由于这期间本身就是中国农历新年放假期间,疫情因素并没有体现在进出口数据之上。至于春节之后头几天,按照惯例至少在正月十五前后农民工才陆续返岗,外贸企业本来这段时间也属于淡季。
第二阶段是遇到复工复产困难。从2月到3月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内,外贸企业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向客户交货。由于疫情原因,许多员工无法返回工作岗位。其中,我国外贸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就是因疫情而停工停产所导致的出口订单无法履约,以至于国家贸促会与各进出口商会紧锣密鼓地为出口企业开具不可抗力证书。截至3月11日,全国贸促系统共计103家商事证明授权机构累计出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5637件,涉及合同金额约5035亿元人民币。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延误交货损失都可以用一纸不可抗力证书就一笔勾销的。由于在合同上约定的不可抗力成立的条件不完全符合,我国出口企业承受延误交货损失的情况也为数不少。春节过后,我国外贸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复工复产。为此,许多企业以及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下了血本,为了让春节返乡的农民工尽早返岗,有的包下大巴车,也有的包下高铁,甚至还有的包下了飞机。截至3月24日,全国重点外贸企业已基本复工,产能恢复率超过70%的重点外贸企业占比已经达到71.3%。随着各地陆续复工复产,从3月单月来看,进出口同比仅下降0.8%,其中,出口下降3.5%,进口反而增长2.4%。3月我国外贸形势似乎还并不是过于难看,出口企业还要为完成2月遗留下来的订单而赶工,出口口罩、呼吸机等医疗物资的形势相当不错,而由于进口猪肉等商品增加,进口贸易甚至同比还有所增加。
第三阶段是海外订货不足问题。这个问题虽然从3月就存在,但由于从订货到交货存在着时间差,4月则会更为突出。虽然在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外贸企业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但后来疫情却在全球流行加速传播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疫情的这种传播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带来巨大冲击。从前不久商务部对重点省市、各进出口商会和重点企业的摸底调研情况来看,外贸企业普遍面临在手订单取消或延期、新订单签约困难、物流运输不畅等诸多问题。截至4月中旬,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尚未看到拐点,中国外贸发展依然处于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中,短期内还很难说会得到改善,至少二季度可能都会这样。
第四阶段是外贸维持低位运行。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的第一大贸易国,世界市场对于中国外贸也保持比较高的依赖度。短时间内,其他国家可以减少从中国的进口,但如果疫情长时间延续,这些国家的许多基本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也需要从中国进口。毕竟,替代中国制造要付出巨大代价,而这种代价并不是贸易国国家都能够承受的。中国出口的有些日用品并不是工艺多么复杂,但需要依靠足够大的规模经济来支撑,也离不开上下游产业关联形成的生态作为保障。不客气地说,要想复制中国的这些产业,大国成本高,小国不配套。从这个意义上讲,下半年这些国家还要继续从中国进口一些“必需品”,但会保持在最低限度。
疫情对外贸影响不同于非典时期
要从基本面上客观判断此次疫情对中国外贸产生的影响,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是17年前非典影响的翻版。2003年7月,随着全球范围内非典疫情结束,我国的对外贸易的确很快出现明显的恢复性增长,2003年进出口额增长37.1%,现在回顾,这也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最高增长幅度。现在已经时过境迁,我们不能够幻想重现外贸的大幅度恢复性增长。其一,17年前暴发非典时,中国正处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红利集中释放期,而现在中国的入世红利不仅被充分释放,而且中国在世贸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都受到挑战。2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将修改贸易救济法中的一项关键豁免原则,取消中国、中国香港、巴西、印度及南非等25个经济体享有的世贸组织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其二,17年前暴发非典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职工年平均工资仅为14040元,而2019年则提高到82461元,17年间提高幅度高达487.3%。其三,17年前暴发非典时,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尚未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对我国形成挑战,而现在国内一些企业已经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不难看出,即使没有疫情,现阶段我国的对外贸易遇到的压力就很大,而现在疫情比17年前严重,我国对外贸易重现报复性增长的难度会很大。即使有,很可能是昙花一现。由此看来,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疫情结束,稳外贸就会不成问题了。
与17年前非典时期相比,现阶段稳外贸的有利条件也比较明显。当年非典时中国的外贸规模远不及现在,2019年进出口额减少1个百分点相当于2003年进出口额减少4.475个百分点。由于外贸依存度已经由2003年的52.2%降至2019年的31.8%,现阶段同比例的外贸下降对于经济的拖累幅度与当年非典时期相比理应有所降低。
疫情对我国外贸发展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妨更多从国民经济的宏观视角加以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外贸发展的基本盘看起来虽然微观,却是夯实宏观经济的重要支点。无论是从发展水平上看还是从经济结构上看,从当年暴发非典到现在暴发新型冠状病毒,对进出口贸易产生的负面影响都不可小视。众所周知,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于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03年中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年GDP的33.2%,而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经上升到53.9%。与当年相比,第三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也占“大头”,疫情导致的停工停产对于第三产业而言,直接造成的损失自然会远超当年。事实上,相对于制造业而言,许多服务行业更多带有不可贸易特征。尽管中国的服务贸易在近年来增长较快,但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相比仍不在一个数量级。在这种情况下,货物贸易出口下降对于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第二产业。2019年,第二产业在GDP中占比已经降至39%。由此看来,疫情会对中国经济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对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压力更多聚焦于在国民经济中不再“占大头”的制造业。
同时要看到,出口订单无法履约不仅会让国内企业受到经济上的损失,而且对客户造成拖累。中国虽然出口汽车整车并不是很多,却是汽车零部件出口大户。疫情发生后,菲亚特克莱斯勒、丰田、现代、沃尔沃、现代、标致雪铁龙等世界著名车企就因为来自中国的零部件供应不上而影响到生产。当然,也有的车企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供不上零部件,而是物流受疫情影响而停摆。鉴于此,捷豹路虎不得不改用更加昂贵的空运方式从中国进口零部件。作为全球供应链的枢纽,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必然会扩大到整个世界。据测算,如果中国制造业减少100亿美元产出,则海外生产和销售规模减少67亿美元。
复工复产虽然重要,但复工复产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随着疫情的延续,稳外贸的难点将会从供给侧上的复工复产延伸到需求侧上的市场开拓,而市场开拓的前提是国外客户还愿意不愿意继续从中国进口。与疫情暴发初期不同,目前疫情暴发的热点地区已不再聚焦于中国,而是正在韩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伊朗、法国、德国、美国等一些国家加速扩散,不仅国际产业链的“断点”增多,而且这些市场的需求前景也不明朗,这些我们是无法规避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要将稳外贸的发力点更多落实在客户渠道的维护与拓展之上,必要时也需要以退为进,结合消费升级,积极拓展国内市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内市场可以被认为是全球市场的“中国分场”。通过深耕国内市场,可以让国内企业特别是一些轻纺企业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留得青山在”。一旦国际市场形势好转,这些企业反而有更多机会在国际市场出现复苏之时捷足先登。
我国外贸的基本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作为“六稳”之一,当下的稳外贸就是要围绕着稳固基本盘展开。否则,如果所有的外贸业务都要靠“保”才能做下来,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也不会有太高的含金量。因此,必须搞明白什么是外贸的基本盘。
外贸的基本盘多大为好?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中国有,我们许多贸易伙伴的疫情也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市场萎缩已毋庸置疑,中国要想独善其身很难。既然现在要保外贸基本盘,笔者认为就是要确保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不出现明显下降。如果低于这个规模,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恐怕会被挤压。
外贸的基本盘不仅要看大小,更要看成色。从全球供应链角度来看,中国不仅要确保站位,更要提升站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能有助于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我国外贸结构,在特定时间内舍得“不惜一切代价”也并无不妥,因为我国的外贸发展要立足于算好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大账,也要算好迈向贸易强国的长远账。即使我们的外贸因疫情压力而出现萎缩,但通过坚持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只要竞争力还在,中国外贸发展的四梁八柱就算是稳住了。
毋庸置疑,稳固中国外贸的基本盘不仅要有助于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更要着眼于未来迈向贸易强国。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指出,要做好龙头企业复工复产保障工作,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来之不易,而稳定外贸基本盘也必须要确保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不动摇。为了稳住外贸基本盘,一定要算大账,准备好付出必要的“护盘”成本。
稳固外贸基本盘
至于如何保护好外贸的基本盘,不能仅限于喊口号,必须要有真金白银的支持。以往面对外贸增长减速甚至负增长时,经常采用的办法主要包括减免相关部门的管理收费、扩大出口信用保险的覆盖范围、增加出口贴息优惠贷款额度、提高出口退税率并加快出口退税速度等,而现在中国外贸遇到的挑战更严峻,这些做法也必然不可或缺。但客观上看,其中的有些做法属于“老一套”,政策效果也在递减,如扩大出口信用保险的覆盖范围,也有些做法则属于外贸企业本身应当享受的待遇,即使不算出于防范外贸滑坡的目的,也有必要加以落实,如提高出口退税率并加快出口退税速度。为此,要在原有稳外贸措施基础上进一步出台新措施。其中,在加工贸易上可以看到一些大动作就属于新措施。今后,加工贸易企业将保税进口料件或制成品内销时,除按规定缴纳进口环节税款外,还需要缴纳缓税利息,暂免2020年4月至年底的加工贸易内销缓税利息,可以降低企业的内销成本,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与此同时,我们将在符合环保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缩小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种类,支持企业开展加工贸易。
按照商务部办公厅和财政部办公厅2020年3月6日出台的《关于用好内外贸专项资金支持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作的通知》,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外经贸领域予以倾斜,帮助企业应对疫情影响,促进外经贸高质量发展。笔者认为,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并不是有求必应,而是要稳住外贸基本盘。至于哪些方面可以被看作是外贸的基本盘而予以悉心呵护,一是要对有订单有市场的企业确因疫情增加的相关费用给予适当支持;二是要在深耕细作传统市场的基础上,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支持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三是要鼓励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在符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引导加大信贷保险支持,以政银保合作等方式加大贸易融资支持;四是要加大对中小外贸企业的扶持力度,在同等条件下,适度向中小外贸企业,特别是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外贸企业倾斜。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疫情终将会过去,世界市场也必然会再现新的发展机遇。届时,有准备者必然有更多机会在国际市场上捷足先登。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中国外贸一时半会做不到“咸鱼翻身”,但也不能泄气。事实上,稳固外贸基本盘不一定都是真金白银的贸易额,而且也包括为了日后打好外贸翻身仗而留住的“青山”。
外贸企业要保住基本盘就是要尽力做到外保渠道。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的产品还是要有人买才行。一旦失去老客户,很可能就此与国际供应链失之交臂。从国际产业链看,疫情让我们在上下游要面对多处“断点”,外贸企业无论是维护原有的贸易伙伴关系还是寻求新的合作伙伴都不容易,而现在人员与物流不畅,必然意味着维持贸易渠道的成本上升。以成都为例,由于物流不得不采用包机方式,已经复工的英特尔产品(成都)有限公司的物流成本将要增加20%以上。如按每日一架包机10万美元计算,一个月的额外费用将达2000万~3000万元。在抗击疫情的背景下,只要有利于维护自身在国际产业链上的地位,外贸企业少赚些钱或者多花些钱都是值得的。
要想方设法克服疫情造成的国内外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上的障碍。目前,政府部门正在积极研究搭建数字外贸服务平台,充分利用各种技术手段,通过举办各类网上展会,引导企业做好展前对接、线上推介、现场直播、远程洽谈,便利企业新接订单。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也正在及时有效地对接国际物流供需信息,重点保障外贸产业链关键产品的生产和进出口,优化提高国际航空货运能力,提升中欧班列等货运通道的能力,全力承接海运、空运的转移货源。
外贸企业要保住基本盘也要努力做到内保产能。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供应链的地位也构成中国走向贸易强国的产业基础。随着政府职能转变步伐加快,政府部门也通过建立重点外资企业联系服务制度等手段,帮助外资企业解决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取得了明显效果。例如,截至3月底,江苏省外资企业复工复产率达 95%,规模以上外资企业复工复产率达 99.7%。
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下,将国内市场看作是全球市场的“中国分场”。要加大国内市场的拓展力度,为中国日后重新在美国、欧洲、“一带一路”等全球市场的其他“分场”大显身手而积累“本钱”。为了促进出口转内销,也需要全面实施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工程,打通制约内外贸一体化的堵点,加速外贸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另外,为了促进出口转内销,按照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公告要求,自4月15日起,将把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试点扩大到所有综合保税区。利用该项政策,企业可以自主合理地降低税赋。
稳外贸的目标也要根据国内外疫情的变化适时调整。在国民经济“三驾马车”中,外贸发展需要面对的外部不确定性因素最多,不能要求外贸长时间只许增不许减、只许快不许慢。在全球贸易规模整体萎缩的背景下,只要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全球占比不出现明显下滑,即使外贸暂时下降,也不能对稳外贸失去信心。虽然疫情带来的冲击是暂时的,我们不能对稳外贸失去信心,但也不能盲目乐观,要预见会出现什么样的最困难情况以及如何准确应对。迄今为止,境外输入性病例不时出现,许多国家对我国航运限制甚至贸易限制措施尚未解除,对稳外贸还不能放松,还是要按照贸易强国的要求不断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否则,且不说贸易强国目标,就是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也不会十分牢固。
夯实外贸的基本盘不仅要明确哪些属于基本盘,更要出台一些实招去维护这些基本盘。例如,跨境电商是互联网时代发展最为迅速的贸易方式,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减少中间环节,解决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长远来看,笔者认为跨境电商很可能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一起,而成为支撑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三足鼎立”之一。2019年,我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额达到了1862.1亿元人民币,是2015年的5倍,年均增速49.5%。自2015年起,国务院已分四批设立59个跨境电商综试区,商务部会同各部门和各地方,探索建立起以“六体系两平台”为核心的政策体系,面向全国复制推广了12个方面36项成熟经验和创新做法,推动跨境电商规模持续快速增长。4月7日,随着国务院决定新设第五批46个综试区,全国已经拥有105个综试区,已经覆盖了30个省、市、自治区,形成了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发展格局。广交会已成为我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被誉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为了克服疫情对广交会的影响。4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第127届广交会将于6月中下旬在网上举办。本届网上广交会将主要包括线上展示对接平台、跨境电商专区、直播营销服务三部分内容,继续发挥贸易展的优势。以企业对企业(B2B)为主,兼顾部分企业对消费者(B2C)平台,打造10×24小时全天候线上外贸平台,为参展企业和采购商提供网上推介、供采对接、在线洽谈等服务,让中外客商足不出户下订单、做生意。
来源:清华金融评论